1968年在巴黎的一次法兰西哲学会议上解构主义诞生了。它们核心理论“迪菲昂斯”（differance）是德里达的主题报告。由于这个字是由拉丁文differe演变成英文difference，而后又由德里达将字母a替换了字母e使得它成为一个完全杜撰的字。它的意义保留了原拉丁文的“歧异”与“延宕”两层。“迪菲昂斯”的特性，德里达介绍说，是无形，不可见，无法以语言描述的解构运动，而它却是这个宇宙中万物之所以会自我解构又再结构的原动力。报告长达一小时之久，紧接着举行了讨论会。从讨论纪录看来德里达使得出席的法兰西学者们大惑不解，人们有的从语法提出质询，有的对这不能言说不可见的“能”究竟是什么，如何而来，提出疑问，有的疑心这是一种“负面的神学”（negative theology），立即被德里达严肃的否定了。会场上几乎无一人意识到这古怪的“迪菲昂斯”正在揭开思想史全新的一页，结束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一元论，引进了当代的多元时代。多元时代的灵魂正是“歧异”和由歧异推动的“变”和由变引来的无绝对真理、无绝对中心、无绝对权威的新历史阶段。面对这样一个新时代人们必须走出过去的种种静态思维，从此以动态的心和眼、以无绝对中心和权威的思维来认识世界，认识人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是一次知识的、哲学的观念的大转变，虽然在那个下午除了德里达自己几乎没有人意识这样一个全新的思维观的到来和它对整个西方文化所可能引起的震撼和创造。
70年代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大学落户，在康乃尔、哈佛、耶鲁展开它的整体：迪菲昂斯论、踪迹说、擦抹文本、无定解、总书写，等等，开始了解构主义在美国的第一阶段，它引起激烈的反响，为传统文学理论派所不容，然而又强烈的吸引了绝大多数寻找艾略特后先锋理论的中青年学者，这样就在美国知识界形成一股强劲的解构浪潮，在耶鲁大学著名学者保罗·迪曼的支持下德里达被邀请到耶鲁等大学讲学，遂形成所谓耶鲁解构文学评论学派。应当说这学派对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并没有十分全面的掌握，只强调其语言学及文本解读部分，特别是对文本的统一面的颠覆技术操作，因为美国原是新批评文论的故乡，自然对文本解读深有其新批评传统，加上耶鲁大学的比利时籍的名教授保罗·迪曼本身对文本解构的强烈兴趣，他的门徒们遂走上这样一条带有浓厚的新批评烙印的解构文学评论之路。正是美国式的解构文学理论热使得解构理论获得了“后结构主义”的另一名称，但是耶鲁派的解构学者们的兴趣太狭窄，他们对德里达有关政治伦理教育、社会等方面，特别是哲学思维方面的极重要的解构理论极少涉及，而这方面的阐述则有待90年代再起的J．D．卡布托（John D．Caputo）教授与G．班宁顿（Geoffrey Benninton）等的阐释才得到知识界的新的重视。
为什么称90年代美国解构主义有一次更重要的“再起”呢。这中间，自1987－1990年美国的解构主义学派，特别是耶鲁大学的保罗·迪曼的耶鲁解构学派受到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大批判风暴，起因如下。恰如我们的古训：盈则亏，原来保罗·迪曼在80年代成为全美学界最知名的学者教授之一，被耶鲁派解构学者们誉为“圣·保罗迪曼”。但过高的享誉却为他遭来灾祸。一位他的崇拜者在努力收集他的全部著作时，在1987年发现了他在二战期间比利时的纳粹统治的报纸上，曾撰写了不利犹太文学的文章，消息经“时报”刊出后立即在全美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纳粹排犹的大背景下，当时年仅20岁上下的迪曼此文无异于下井投石。但此时迪曼已过世数年，于是愤怒的反对解构主义者就将满腔怒火对准解构主义，大批判排炮对准迪曼，大有鞭尸之势。德里达虽为解构的奠基人，因为是犹太人，自不能像迪曼那样被挂上“纳粹合作者”的牌子对之进行精神游街批判。但也被殃及，致使他在接受剑桥大学荣誉学位的过程中饱受媒体的干扰。至于迪曼则在被拉下圣坛后连他在晚年的有造诣的文学理论也都被解释成与他20岁时不光彩的几篇文章有关，譬如他所致力的文本无定解的理论演释，也被解释成用以掩盖他青年时的不光彩的文章而创立的，实则“文本无定解”理论原来是解构主义用以打破一元权威对文本阐释的专断，以求解放文本，使它能有丰富的多元的解读。不料在这场大批判中也被涂黑成迪曼居心掩饰自己罪行的手段。可见冷静的无政治偏见的对待学术争鸣是何等不容易的事，连一向以开明开放闻名的美国学界在1987年也会陷入这样一场加杂着不少私心杂念的“大批判”台风。
但是有生命力的学说终于能在劫后以更强大的生命力复活。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命运并不因为它在第一阶段的浮躁时新和第二阶段的跌下神坛后就所谓的“过时了”。事实上德里达在建立了他的基础理论后在80－90年代更致力于将“迪菲昂斯”论（differance）运用到对人类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他对世界大事，人类前途，民主理想等的多元观的判断。这样就开始了解构主义在美国的第三阶段的崛起。如果我们从1968年就追踪解构主义的发展，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符合客观现实而有发展潜力的理论，在时间里终会摆脱浮华的荣誉与鲁蛮的打击，在历史的演进中证明它立论的正确和判断的预见性。世界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历史的探讨一天天证明整个宇宙，大到星体、小到物种、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无一不是在生生灭灭，解构——结构的运动中延续它们的存在和解构——再结构的历史，而无一能是永恒不变的。那些片面追求永恒的和那些一个劲热衷于解构的，都是不符合规律的；那追求在二元对抗中消灭对方的；那自以为是权威中心的；都会在时间中碰得头破血流，只有那敢于承认“他者”的不同声音，承认自己并非纯正无邪，毫无瑕疵的完美整体；只有懂得包容，承认歧异无所不在，敢于自我解构重新结构的多元宇宙观，人生观才是最富现代性和未来性的立场和观点。而这些正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主张的信念。
在过去30多年的进展中解构思维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丰富的内涵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也愈来愈为其他人文学科所重视，在它的影响下历史、哲学、文学理论、艺术、社会文化等发展出许多新的方向，唤醒了许多新的意识，其中有非西方文化中心，女权，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这些又以各种姿态加入了后现代大流。使后现代主义除了在艺术领域之外，成为一个难以表述的庞然大物。虽说如此，但是和其他解构主义诱发的学科相比，解构主义本身却成为一个不那么为人们所熟悉的学科。虽然庸俗化地使用“解构”二字以表示颠覆，毁坏，宣泄不满情绪，也仍出现在各种场合，但这与严肃的解构理论实不相干。这种浮浅的滥用与实际的无知在美国和中国文化界都有，为什么会有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呢？仔细想来似乎有以下一些原因。
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核心部分“迪菲昂斯”有一些非西方传统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无形，无定，无声，无言与一般西方文化特别习惯的具体，清晰，有逻辑性，可剖析性相反，西方即使在其宗教信仰中也以有言（逻格斯）、有声、有形、为特点，解构之强调“无”（absence）与西方结构思维之强调“有”（presence）使得德里达的著作遇到很大困难。我们知道语言和感情色彩、心灵境界是互为表里的，德里达不得不用那沾满“有”的具体实感和境界的拼音语言来书写他那以“无”为主的“迪菲昂斯”论、总书写论、踪迹论等。这使得他的文风显得晦涩难解，德里达曾被认为故弄玄虚。在一次访谈中他表示自己并非追求这种晦涩文风，实则也因之苦恼。从汉语文化的角度看他的表达痛苦更能理解西方拼音语音之语法强制是不利于表述这类玄远、开放、多变幻的文思和境界的。在汉语当人们说起“道”不可“道”时又有谁会大警小怪呢。汉语文本一向重视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文本，而这对于拼音文字的文本却是一桩不正规的事。德里达的文风使得他的很多读者望而生畏，造成西方学者远离他的解构深层内核，而转向表层的一些操作。但同时由于解构的语言带有1968年巴黎激进学生运动的某些激刺性，对一般青年及普通老百姓有着某种吸引力，以致解构一词频频以庸俗化的形式出现在生活、报刊上，形成一种流行术语，完全背离了它降生时的严肃意义。1990年代以后德里达和研究他的一些学者逐渐走出了新批评的阴影，开始清理战场，在不少次的访谈中德里达以更清晰的语言重申解构主义的积极意义，它的多元化观点，它对政治民主的追求等，开始了解构主义在美国和世界的第三轮影响，他的《马克思的幽灵》和《友谊中的政治》两书正在被人们仔细的解读。但若对德里达早期的基础理论没有深入的探讨，恐怕这两本书也是难读的。
距1987批评浪潮爆发之日又过了十几年，总算尘埃落定，在案头有两本代表两个阵营的书籍，一本是D．蒸门先生的《时代的符号》，书中以讥笑嘲弄幸灾乐祸的口吻记载了解构主义在1987年后所遭的形形色色的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指责，仿佛它的末日业已降临，并声称：不幸在解构之后并无吸引人的新论，而由于大学终身制，至今学府仍为解构的徒子徒孙们所盘据。另一本书是来自解构主义的捍卫者卡布托教授，名为《一揽子解构主义》（Deconsfruction in A Nutshell），此书开宗明义就是一次圆桌座谈会上德里达的讲话以及与一些学者的对话。涉及到传统与创新，哲学教育的普及与专业及国际化，解构与建构并非不可兼容，民主的理想，解构思维对不同的“他者”的重视，“分”与“合”的辩证关系，公正与法律之区别，对“未来”的理解等等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两部代表作孰是孰非已由今天美国解构主义的新的发展给以无声的答复。笔者认为如“解构主义是否已过时？”这种问题可以不再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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